■陳先紅

作為一門新興的應用社會科學，現代公共關系學歷經百年理性的思考與實踐，終于發展為一門經世致用的“顯學”。現代公共關學之父愛德華·伯納斯提出公共關系學的本質是“搞好關系，為了公共利益”，但時至今日，這一共識始終未能達成，公共關系的學科正當性遭受質疑，學科邊界始終模糊不清。

公共關系學的迷思

公共關系有“學”嗎？公共關系學是什么？公共關系學可以如何想象？這是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但這些問題在思考之余并沒有最終的答案，本文只提出一個“公共關系學的迷思”，以供大家去尋找答案，促使其成長。因為“作為一個尚未成年的學術領域，公共關系還沒有系統地解決理論發展問題，也沒有理清實踐研究和理論建設的關系”。國外如此，中國亦然。一名以公關為志業的學者，可能也會有以下思考：公共關系真如哈貝馬斯們所說是導致媒體喪失公共領域的一股封建勢力嗎？公共關系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務于企業利益嗎？公共關系只是幫助組織創造并維持了權力與宰制的結構嗎？如何超越既有公共關系學為企業服務的主流論述，突破公共關系被局限于應用傳播學的藩籬，回歸公共關系的社會關懷和“公共性”訴求？這個領域的整體景觀到底是怎樣的？主要理論和學術共識是什么？哪些現實問題值得關注？哪些文化視角具有解釋力？

要系統回答這些問題，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迄今為止，中國大陸還沒有一本像美國《公共關系理論》、《公共關系手冊》那樣的集大成之作。中國公共關系學界迄今未能對公共關系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發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論述，也沒能從日常生活實踐中提煉出獨具中國特色、又具全球視野的問題意識。在中國公共關系學界，聽的最多的依然是“美國腔的學術聲音”。

引入“閾限性”概念

著名社會學家密爾斯在其名著《社會學的想象》中提到：研究社會學不只是分析社會現狀，還應該指出社會發展的可能方向，以供世人遵循。效法密爾斯指引社會學方向的精神，筆者也試圖提出“公共關系學科的閾限性想象”，旨在推動大家對公共關系學科的深入討論和系統思考。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公共關系學自始至終都沒有獲得應有的學術尊嚴和地位。2011年，中國公共關系學科被迫從新聞傳播學科轉入公共管理學科，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非常復雜。但公共關系學科自身的本質闕如，如放棄學科主權，開放學科邊界，專業精神缺失，知識領域混亂等，才是導致公關學科被驅逐命運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傳播學是一門“十字路口上的學科”，那么公共關系學則是處于“之間的空間”（in－between spaces）的閾限學科。筆者在此引入“閾限性”概念，期望重新理解公共關系學科的獨特本質，思考組織與利益相關者及其環境的互構關系，想象公共關系過程中的主體性和公共性命題。“閾限性”是一個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主要來自法國人類學家阿諾爾德·范根納普的“通過儀式”研究，以及英國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的《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和《象征之林》等著作。所謂閾限性，主要是指“非此非彼、即此又彼的之間性狀態（between states）”。主要體現在一個儀式的中間階段，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比如教堂、婚禮、旅游、城市廣場等，都是具有儀式感的閾限空間。閾限的“之間”和“模糊”特性是文化意義上的，并且具有在不同結構性狀態之間轉換的功能，這些特征可以很好地說明公共關系學科的“之間本質”。

根據“分離—閾限—重合”的閾限階段理論，一個組織機構首先必須從自身的私領域中分離出來，進入一個叫做“公領域”的“之間的空間”，通過與利益相關者進行平等的互動與分享，才能產生“社會凝聚”和“社會團結”的融合效果，最終實現多重意義價值的“象征之林”。這樣的閾限時刻可以持續，可以短暫，但無論多么短暫，閾限時刻呈現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普世的社會聯結，它在結構的間隙和邊緣出現，卻充滿了生成的潛能。用特納的話說，“閾限性充滿了力量和潛能，也充滿了實驗和游戲”。也就是說，經由閾限，人們獲取共融的體驗，這是一個主體性及其公共性得以建設并經歷的過程。

“閾限性”是一把雙刃劍

公共關系學是一門典型的閾限學科，從歷史起源來看，公共關系這一新職業最初是新聞人創造出來為廣告主服務的，它是居于新聞實踐與廣告實踐之間的一種獨特業務方式，一方面秉持著“講真話”和“公眾必須被告知”的新聞立場，另一方面又滲透著強烈的“說服”企圖心和“不對稱性”的廣告表達方式，通過私人領域的公共化，通過“基于事實的巧傳播”，尋求其受雇主體與相關公眾及其環境“之間地帶”的共通與平衡。公共關系實踐就是在這種“之間的空間”里進行的，它強調公共性的社會交往，這種社會交往既是在湯普森所謂的“公共視野之下”展開，也是在特納所強調的“共同體的趨向”（community orientation）之中進行的。公共性體現在社會組織通過各種中介的手段而展開的交往和互動，以此而形成體現這個共同體趨向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閾限空間，作為共同體的一員的主體性身份得以彰顯。閾限空間是動態地構成的，是在情境變動中的。換句話說，空間（場所）的閾限性的獲得經由了人們對于這一空間潛能（capacity）的挖掘和開發，體現著空間的使用者和消費者的主觀能動性，這種空間性不是一個固定的、存在論意義上的地理屬性，而是一個形成中的、正在出現的社會關系的特質，具有“通過儀式”感，屬于“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閾限性建構。

從身份正當性來看，公共關系人員扮演著“諫臣”的角色，是一個“一仆三主，吃里扒外”的關系居間者，也就是說，公共關系人員為組織所雇傭，但卻基于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建言獻策，公關從業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對客戶長遠利益負責的倡導者。倡導是在以“觀點的自由流通”為依據的“觀點市場空間”里進行的。當那些多樣化的特殊利益的聲音被聽到時，才會最好地服務公共利益。公共關系學科可以對實現“全能社會”作出更好的貢獻。公共關系學科的閾限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閾限性勾勒了宏觀的經緯，它既有空間維度的結構，又有時間維度的流變，兩相交織的閾限空間，是文化雜合的空間，是意識形態運作的空間，也正是公共關系實踐的想象空間。閾限性概念給公共關系實踐的合法性和學科的正當性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理論解釋，這更有利于挖掘公共關系研究的潛力，實現公共關系研究的“空間轉向”和“生態學”回歸。另一方面，閾限的“之間”和“模糊”特性使公共關系學進入一個更加難以界定的研究領域，給本來就備受爭議的公共關系學的學科地位帶來威脅，使得公共關系研究潛伏著更為基礎性的懷疑，這樣也可能會削弱學科的力量。

總體來說，公共關系學是一門典型的閾限學科，它可能居于新聞學與廣告學之間，也可能居于傳播學與管理學之間，更可能居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公共關系學科邊界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是與生俱來的本質特征；公共關系學科擁有一個“可移動的邊界”和“可溝通的空間”，也許這正是公共關系學科的獨特魅力所在。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文刊登在2015年10月22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

來源：中國公共關系協會

關鍵詞： 關系,閾限,學科,關系學,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