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
一、我國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新發展的博大主題
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以來,特別是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關于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重要講話后,我國正在全面構建和大力推進國際傳播新體系的建設。其間,如何進一步傳播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展示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成就及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取得的成績,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已是放在我們面前的偌大課題。
當前,中國已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形成了中國生態文明思想與生態觀,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但在向世界推介闡釋的過程中,還面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與成就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認可甚至招致西方質疑等多重挑戰。為破解這一困境,需要對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理念和運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我國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問題,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個“跨文化傳播”的課題。我們講的生態文明跨文化傳播,主要指涉及生態文明的各種傳播要素在全球社會中遷移、擴散、變動、認同的過程。其鮮明特點主要為:在跨國界(跨區界)、跨政體(跨意識形態)、跨語言的“三跨”中實現的跨文化傳播行為。
二、我國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理念更新的多種維度
面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面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國際傳播,要著力提升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在這方面,有三個理念方面的問題需要我們引起足夠的關注。
(一)我國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尚缺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不僅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而且還關乎全球的生態安全。它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實基礎。中國日益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為世界各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創造人類美好未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尚缺乏完善的國際傳播體系。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國“五位一體”社會總布局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其極端的重要性。面對世界復雜形勢和全球發展問題,生態文明建設早已不再是單純的一國或幾國問題。但是,面對生態文明建設如此重要的國際傳播任務,我國尚缺乏構建國際傳播體系的濃郁意識和創新舉措,對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往往停留在注重一般性的報道層面,遠沒上升到體系建設的高度。
(三)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尚缺乏國際話語體系建構。與生態文明國際傳播體系建設相對應的是,我們尚缺乏建構起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國際話語體系。要努力學會建立起一套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話語體系,并使之在國際傳播中產生效果、發揮作用。要切實防止生態文明國際傳播中的“自我陶醉、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問題現象。我們要防止墮入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中國模式論”(陷入讓世界各國來效仿中國做法的誤區),我們要始終強調我們是在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中國道路”或“中國經驗”。
三、我國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運作體系的多方集成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構建起一個科學、規范、有效的國際傳播運作體系。這不僅是現代國際傳播格局重構的問題,也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問題。要做到有效提升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國際傳播感召力和影響力,就要求我們要盡快地實現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體系的“多方集成”。在這方面,實現“七要并舉”相當重要。
(一)要確立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議題的主體性。馬克思認為,未來的社會形態應該是一種“真正共同體”,它是在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過程中所達到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是人的本質復歸的真正表現。這種主體性的回歸,一是國家層面,二是個人層面。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應該也必須確立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議題的強烈主體性。如在“雙碳”等重大問題上,我國的“主體性”正在得以很強地顯現,其國際傳播的良好效應相當巨大。
(二)要建構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議題的整體框架。確立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議題的主體性,除去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介入”甚至“不懈斗爭”外,也要學會建構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議題的整體框架。生態文明的國際傳播是一個偌大的譜系,我們應當有國際傳播議題的全面設置和整體推進能力。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山、水、林、草、湖、沙、濱”等皆在其間。
(三)要創設我國生態環境國際傳播議題的敘事技巧。講好中國生態文明的故事是創設我國生態環境國際傳播議題敘事技巧的根本。要加快構建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如我國云南大象“北遷”議題的良好敘事表達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四)要搭建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全媒體矩陣。媒介化社會的真正來臨,其實質是人類交往方式的偉大革命。“媒介賦權理論”等理論正在日益作用于社會。我們要認清傳播生態發生的巨大變化,傾力搭建全媒體的國際傳播矩陣,實現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傳受同構”。在這方面的許多理論,如“第三代議程設置理論”等皆有時代新解。李子柒、阿木爺爺、丁真等案例在國際傳播上的成功,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啟發。
(五)要設計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立體管道。傳播學某種意義上就是研究信息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意義的產生與變異的領域。因此,要在官方溝通管道暢通的前提下,將社會溝通管道、民間溝通管道等都作為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重要領域,并以“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予以實施。尤其在“人人皆媒”的時代,這些極為豐富的傳播管道將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國際傳播中充分彰顯。
(六)要實現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有效性。生態文明國際傳播要從泛眾傳播到精準傳播,改變整齊劃一的“一視同仁”的傳播方式;要從廣義社會傳播到階層社會傳播。注重社會分層理論,改變傳播中不分社會階層的傳播格局;要針對不同國別、地區制定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多種策略,從多國一策到一國一策;從一國多策到一層(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一策甚至是一人(重要人士和意見領袖)一策。
(七)要注重我國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國際合作。中國快速發展和崛起的現實,讓世界日益矚目的同時,也讓一些國家在表面積極應和之下,心存許多疑慮。如果我們常常以獨自的方式舉行生態文明國際交流活動,也可能帶來一些甚至是較多的猜忌。我們要盡可能多地與國際組織進行生態文明國際傳播的交流與合作,這樣的傳播的效果將會更好,如“庫布其沙漠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就是很好的例證。
(作者系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系研究中心主任。)